慶紫：我是部隊里最小的文藝兵

    ◎人物：慶紫◎年齡：54歲◎性別：女◎現居：合肥

　　我父親母親都是老革命，參加過新四軍，母親在部隊演過劉胡蘭，父親是文工隊指導員。我從小就是在省藝校長大的，三年級的時候就隨父親住進了省歌舞團，那時還叫省文工團，我父親任團長。

　　我們家有十個孩子，父親在北京的老戰友要招文藝兵，給了5個名額給合肥，父親把名額這里分一個，那里分一個，最后還剩下一個，本來想讓姐姐去的，但前來帶兵的孟科長，一眼就看中了我，非要把我帶走。

　　我當時學的是芭蕾，9歲就開始學了，還學了體操，估計帶兵的是看中了我是學舞蹈的。但是父親舍不得我走，因為我太小了，才13歲。

　　我當時有兩個選擇，一個是進省藝校的舞蹈專業，一個是去當兵，當兵多好啊，毫無疑問，我要當兵。父親拗不過我，只好放手。

　　我們家住在文工團二樓，走的那天，母親站在二樓走廊上，想向我招手，又怕舍不得，半個身子探出來又縮回去，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起來。

　　1977年1月份，我進了部隊，先是在河北豐寧中國人民解放軍二十四軍70師宣傳隊當了三年文藝兵，最后一年，調到北京衛戍區警衛三師宣傳隊。

　　70師宣傳隊有四五十個人，內蒙、北京、天津、安徽的，都有，男女比例一半一半吧，有唱歌的，有在樂隊的，有跳舞的，還有搞話劇的，宣傳隊隊長叫王斌，他父親是《歌唱祖國》的詞曲作者王莘老人。

　　豐寧是山區，冬天特別冷。我第一年去的時候，每個月只有六塊錢津貼，買兩盒罐頭就沒了，餓呀，怎么辦？就跟同伴借錢買吃的，當地有一種東北柿子，壓得扁扁的，特別好吃。

　　那時我特別容易餓，十三四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中午吃飯，能吃一飯盒，吃完還要打一盒帶回去，準備下午餓了再吃，可是端著飯盒回到宿舍沒一會兒，我就跟王排長說，排長，我沒吃飽，還想把這盒飯吃了。

　　我所在的部隊，因為平時有接待外賓的任務，所以環境啊條件啊都很好。宣傳隊里自己喂豬，種菜，天天能吃新鮮，除了細面，還有粗糧。因為年齡小，大家對我都很照顧，幫我洗被子，有時候去別的連隊慰問演出，他們知道我不吃面，專門去其他連隊借米飯給我吃。

　　剛到部隊的時候，大家都想家，半夜會躲在被窩里偷偷掉眼淚，姐妹們里面年齡最小的也比我大三四歲，我看她們哭得唏里嘩啦的，就在心里暗暗對自己說，我要堅強一點，千萬不能哭，這樣說的時候，眼淚其實早就流下來了。

　　我性格特別要強，政治考試每次都是100分，每年都能獲嘉獎，野營拉練時，兩個大哥哥遲躍志、何憲生看我背著背包吃力的樣子，一起過來搶我的背包，那怎么行呢？我就硬要搶回來。

　　部隊生活還是偏單調的，早上跑完操后吃飯，吃完飯就去練功房，一個大房子，墻兩邊有兩根長長的木桿，大家對著大鏡子各練各的。要排練節目的時候，大家就湊到一起練。

　　訓練時很辛苦，但那時我小啊，不怕吃苦，渾身有一股子勁。

　　那個時候就是一心要求進步的，生怕比別人落后。我們宣傳隊自己養了豬，兵哥哥每天早上起的很早去喂豬，我也跟著起早去喂，有個女兵為了進步，也跟著起早，結果為了搶活兒干，早上天不亮就起來了，跑到豬圈邊等了好久，兵哥哥才來，莫名其妙地問：你們這么早跑來干嘛？

　　這個和搶著起早的女兵叫王曉梅，她比我大，挺有個性，我們經常鬧別扭。有一次鬧完后，我氣得不行，回到宿舍，用手拼命捶墻，好像這樣才能將委屈發泄出來。但是過段時間，我們又和好了。惹我生氣了，王曉梅心里也過意不去，她對別人說：等我們和好了，我去幫她擠臉上的痘痘。

　　部隊那時要求嚴格，不允許談戀愛的。但每個人對青春都有著朦朧的渴望，我記得每次去師部禮堂看電影，我們文工團的隊伍總是最后到，一大片男兵們整整齊齊坐在那兒，我們進去的時候，刷的一聲，大家全都扭過頭來看我們，我們又驕傲又不好意思，就那樣迎著無數道目光走向自己的位置。

　　現在想想，那種感覺其實特別美好，特別純粹。

　　事隔二十年后，我又去了北京，進入了北漂的日子，以前的班長莊偉和當時的排長張福忠，帶著工具跑到我租的房子里幫我打掃，我們一邊忙活，一邊說起當年在部隊的事，莊偉笑著說：你還記得嗎？你第一次來例假時，嚇壞了，跑來跟我說，班長班長，我出血了，怎么辦？我當時趕緊安慰你說，不要著急不要著急，我來幫你處理。我說：我怎么會不記得呢？

　　一晃四十年過去了，一切宛如昨天。就像一首歌里唱到的：從來不需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