溝通旌德、績溪，向東經“江南第一關”、逍遙巖棧道通往浙江杭州的徽商古道，越過伏嶺進入村來，與縱貫縣境東部的東源大道在村中交會。伏嶺下成為績溪東隅的交通樞紐。
    這片靈山秀水吸引了邵氏祖先百二公的次子文亨公及孫世杰公于南宋紹興四年（1134），從登源河下游的隱張坑遷徙至此定居，衍成邵姓大族。上、中、下門三個支派聚居，素稱“千灶萬丁”之村。至今（2006年前后），伏嶺下仍有700來戶，3000多人口，成為人口數居全縣之首的自然村。

    邵氏先祖從建村之始，按照“風水”理念，十分重視優化村居環境，營造村莊水口。登源河向南流出村外，東西兩山遙遙相望：東為出自鄣山雞鳴尖的長嶺崗綿延而來，止于新橋村后；大雄尖巍然立于河西。兩山交接的河谷中，裸露著斑斑的花崗巖河床，長年河水沖涮，石紋累累。

    一座5孔石拱橋架于河上，連接兩山，名“石紋橋”，全長58米，高7米，“元至元間，里人邵再琦倡建。永樂間，邵文愈復建，后圯。乾隆間，邵邦鞏倡建”（乾隆《績溪縣志》）。橋中央建有磚木結構橋亭，內設神龕，供“五猖”神像，橋是水口的中心建筑。橋上游河岸，東有“上水龜石”，西有“石印”，為水口鎮物。石紋橋東首有廣濟廟，附設茶亭為行旅供應茶水。東源大道經過新橋村拐灣向西，越橋而過。橋西大雄尖麓有嶺路向西南攀升，拾級而上，走過曲折清幽的林間磴道，登上山間坳地，群峰懷抱，林木濃蔭，一庵廟隱于叢林中，名永福庵，俗稱“四姑庵”，內供觀音菩薩等佛像。相傳建庵之初，從青陽九華山請來四位尼姑設壇講經，那四尼姑愛上此處清麗的山景，不愿再回九華，留庵主持，故有“四姑庵”之名。庵旁有山泉聚積成池，池水清冽甘甜異于他處，人稱“觀音圣水”。引來遠近善男信女燒香敬佛，頂禮膜拜，香火盛極一時。

    過石紋橋沿大路北上，有石牌坊二座豎于道旁，為清代褒揚邵氏兩節婦而建。前行，過丁家山嶺，社廟、關帝廟、真武廟、土地祠等神廟連成一片。廟宇群前面田畈中有空曠的大坦（廣場），占地五六畝，中設祭壇，俗名“祭旗壇”，是農歷閏年舉辦龍舟會（善會）和其他廟會活動的場所。六十年代末擴建為伏嶺中學校址。村的東面田畈中，從村北小溪邊至登源河畔羅坑橋頭，有一條土石壩——沙壩綿延里許，壩上樹木扶疏，掩映著村居。從四姑庵、水口山、丁家山、后山磡、來龍山一直延到西坑塢的山場上都是郁郁蔥蔥的樹林，古松、香楓、雜羅（橡樹）、石菩（青鋼櫟）樹等直刺云天，營造成一個綠色的水口園林。

    紋川乃“鄣山毓秀，紋水鐘靈”的勝地，歷史上孕育了一代代名士奇才。談起伏嶺下的文風，村人都會津津樂道《紋川記》作者邵振翔的故事。嘉慶《績溪縣志•學林》載：“邵振翔字庶先，紋川人，郡庠生，學識甚富，為文必極要理，為學使孫嘉淦（注）賞識。以親歿不逮祿養，絕意仕途，講學授徒，批詮‘四子書’一部。”原來這位博學多才的邵振翔卻是書僮出身，至今還流傳著“西門嶺派書僮后代”的軼聞：清康熙年間，紋川秀才邵某執教于江西某書院，一日逛街，偶見一年約十歲、衣衫襤褸但眉清目秀的孩童沿街求乞。問起他的身世，孩童垂淚相告，家中不幸罹受火災，父母雙雙遇難，成了無家可歸的孤兒。問他姓名，隨手寫了一個“邵”字。邵先生十分詫異，原來他是同宗之后，遭此不幸，頓生同情之心，遂將他帶回住處，留作書僮，閑暇教他讀書識字。小書僮生性穎悟，讀書過目不忘，甚得先生喜愛。后來將他帶回紋川。恰有族中先生邵如松老來無后，經推介，書僮繼與如松為嗣，取名振翔。振翔勤奮好學，文思敏捷，學識淵博，考中郡庠生。他對繼父母十分孝敬，雙親去世，守孝居家，無意爭取功名，以課館講學、著書寫作為樂事。后遷家于村西南西門嶺建宅繁衍，后裔稱“西門嶺派”。振翔是書僮出身，故有“西門嶺派書僮后代”之說。西門嶺派文人學士輩出，有“書香門第”的雅稱。

    振翔孫“邵老四”的傳奇故事可說婦孺皆知。“邵老四”即邵棠，又名綺園，排行老四，綽號“邵老四”。自幼聰敏穎悟，博覽群書，能言善辯，為人行俠仗義，灑脫不羈，曾任“奎文閣”典籍，因憤世疾俗辭官歸里。處鄉黨間與鄰為善，剛直不阿，擅于訴訟辭文，能為民伸冤排難，在績溪至杭州一帶口碑載道，稱為俠義訟師。有《徽志正誤》、《徽志補遺》、《大鄣山辯》、《黃廬紀游》、《聞見晚錄》等書傳世。

    紋川還有譽為徽州才女的邵振華，是清代唯一可考的通俗小說家，著有《俠義佳人》40回。近代名人學者更層出不窮，邵增虎、邵灶友兩兄弟同為我國著名畫家，在全國、全軍美術界有很高聲譽，其精品佳作多次在國內外展出，為收藏家收藏。全村獲得高級職稱的科技骨干、文化精英達數十人。

    伏嶺下素有“文化村”的美譽。清末至民國初年，徽商振興，更促進了文化事業的興旺。很早以前，每年正月十五到十八日，村里要舉辦“舞huei”活動（俗稱跳獅）。最初是以彩布制作一具類似雄獅模樣的“huei”，在祠堂和大廟前跳舞，用以鎮妖護村。到清道光間，增加了徽劇節目在舞臺上演出。旅外徽館業發展后，返回鄉里的“出門客”引來上海等地的京劇，使“舞huei”單項跳獅活動的內容和形式都豐富起來。村里上、中、下三門分別成立童子劇團，旅外商人捐資購買行頭，村北和尚寺前建起戲臺，由村中30歲的青年人“值年”，組織“舞huei”演出，正月半開始，連演4夜，轟動登源一帶。這一活動沿襲了200多年，經久不衰，既豐富了村民的文化娛樂生活，也使伏嶺村的聲名遠播。

    伏嶺人善于經商，尤以經營徽菜館業著稱。從清同治年間村民邵培余在蘇州以“干巴面店”擴展為第一家徽面館——添和樓開始，光緒二十三年邵修三等打入上海灘，開設第一家上海徽面館——聚賢樓，民國初年先后在上海開徽面館十幾家。二十年代初是伏嶺村旅滬徽館業的鼎盛時期，共計開辦徽面、徽菜館90多家。有的徽菜廚師還到東南亞創業，故有“一根面棍打到蘇門答拉”的趣話。抗日戰爭爆發后，徽菜館西遷武漢。武漢失守，以邵天民為首帶領一班人撤退南下，在長沙、衡陽、柳州、桂林、金城江、獨山、貴陽、昆明和重慶等地，獨資或協辦徽館20多家，足跡遍及西南五省并遠至滇緬邊境。抗戰以前，浙江的杭嘉湖地區也有不少伏嶺人開的徽菜館。改革開放后，村人邵名瑯最先于1985年在南京開設徽菜館。此后，伏嶺下人在南京、鎮江、北京等城市新開徽館不計其數。歷三個朝代，伏嶺人在全國11個省市經營徽菜館達120多家。解放以前，以全村500戶人家統計，便有4戶開過一爿徽館，似乎90%以上人家都有過廚師或其他徽館從業人員。其中涌現出一批徽館巨擘、徽廚名師。伏嶺下村被譽為“徽廚之鄉”。

　【注】孫嘉淦（1683—1753）山西興縣人，字錫公，康熙進士，雍正間歷任學政兼吏部侍郎，后任直隸總督，累官至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治理學，著有《詩經補注》。

    附記：伏嶺村退休干部邵盛海，80高齡，悉心研究村史，搜集大量史料。2006年冬，筆者登門采訪，承蒙提供珍貴史料，謹以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