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徽州學者以禮學研究為治學重點，破“理”而立“禮”，以“禮學”代“理學”，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完成了從“理學”到“禮學”的轉型與建構，在社會生活層面上也深刻地影響了一個時代的思想觀念與價值取向，并對當下社會重視傳統人文修養、講求禮儀之道、提倡廉政建設諸方面，都富有重要的現實啟示意義。

　　禮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也是華夏文明的標志。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主張做人要有規矩，治人者也需“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中華民族就以這種儒家的禮義道德和天理人格思想，維系著幾千年來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作為儒家思想核心的“親親尊賢”和“仁義禮知”，體現在人倫行為上重在一“禮”字，故《禮記》有“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冠義》)，“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經解》)。而“禮”之用，則在于“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傳·隱公十一年》。因而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非常注重“以禮經世”，以之為“本于人心之節文，以為自治治人之具”(顧炎武《儀禮鄭注句讀序》)，上至朝廷典制，下至地方鄉約，都秉持“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禮記·曲禮》)的信條。即使朝廷處于“禮崩樂壞”之時，也仍然堅稱自己為“禮儀之邦”，可見“禮”的價值與意義。

　　朱元璋建立明朝政權過程中，曾獲得徽州大儒朱升(1299-1370，字允升，休寧人)九字箴言(“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的切實指導。此后，朱明王朝在意識形態上即以程朱理學為準，尤其推重儒家的禮儀之道。但在宋學傳統影響下的明代學風，隨著理學本身的發展變化，以及王陽明“致良知”學說的盛行，也逐漸“儒而歸禪”，體現在傳統禮學研究上，便是疏于對經典文本的研究，而重在律令和禮俗的實踐，“理學化”的傾向已十分顯著，甚至因闌入道家和佛教而“禪學化”了。時人對此有感：“自明季以來，風俗頹靡，僭越無度，浮屠盛行，禮樂崩壞”(魏裔介《兼濟堂文集·興教化正風俗疏》)，譬如“喪禮，俗尚七七，崇浮屠，非制也；鼓吹迎賓，頓忘哀戚，蔑禮甚矣”(乾隆《歙縣志·風土》)。明代禮學的變異和庸俗化，引起后世學者如毛奇齡、李塨、姚際恒、江永、戴震、凌廷堪等人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禮有定制，不容輕議”，無論對禮書的研究和編纂，或是禮儀規則的履行，理應溯本求源，不能數典忘祖，“緣俗以行禮”；無論家禮、鄉規，抑或國制，應以經典為依據，“以古禮證今俗”。他們倡導“回歸原典”，撥亂反正，認為“時有古今，禮無古今，惟論其是非而已。古禮今雖不能盡俾世從，然為之推詳其旨，闡明其義，使后之人曉然知先型之本善，悔末流之已失，不亦可乎！”(姚際恒《儀禮通論·論旨》)于是，清初學者以群力轉入對儒學典籍的輯佚和校勘，希望重塑原始儒家關于“冠、婚、喪、祭、鄉、射、朝、聘”的禮樂秩序。這一突出現象在明清鼎革之際以至乾嘉時期，逐漸形成一派禮學研究的繁盛局面。

　　禮學的復興是清代學術的顯著特色，其中又以徽州學者的禮學研究最為突出。近世章太炎、劉師培、錢穆等都曾對這一特殊現象予以揭示，一致認為：“徽州之學成于江永、戴震，江戴之學自《禮》入。東原出而徽學遂大，一時學者多以治《禮》見稱”。“而金(榜)、胡(培翚)、程(瑤田)、凌(廷堪)于《禮經》咸有著述，此徽州學者通《三禮》之證也”。這種現象的出現，從學理層面而言，應是反理學的結果，即如梁啟超所言“清學之出發點，在對于宋明理學之一大反動”(《清代學術概論》)。而在民間學術層面上，徽州學者雖為朱子同鄉，對于朱熹的“尊德性”卻表現出異常的批判精神。他們由小學入經學，從復興古代禮學入手，強調“理義非他，存乎典章制度”，通過對古禮學與宋明理學的對比研究，完成了由“理”到“禮”的思想轉型，建構起一種時代思潮與地域學風緊密聯系的學術范式，體現出由明至清的徽州禮學思想，在特定區域內顯著的變遷軌跡：

　　明代的官方學術以程朱理學為準，而呈現在徽州地域學術的表征上，則以“新安理學”為其鮮明特色。“新安理學”在經學詮釋上承續著程朱理學微妙玄遠的天理性命之學；在禮學經典的闡釋上，傳承著宋元以來理學家“以理釋禮”的學術路徑。所以，在“禮即是理”和“存天理，滅人欲”思想的影響下，明代徽州的禮學發展也日趨“理學化”。朱升的《禮經旁注》、汪克寬(1304-1372，字德甫，祁門人)的《禮經補逸》、程敏政(1445-1499，字克勤，休寧人)的《儀禮逸經》、汪佑的《禮記答問》和施璜的《四禮要規》等，無論是對禮學思想的詮釋，或是對禮制問題的探討，都不脫性命天理的范疇，完全屬于“以理釋禮”的典型風格。因為新安理學家“生朱子之鄉，傳朱子之澤”，“羽翼朱子”，以“理學”詮釋“禮學”的方法，可以傳承理學“慎獨居敬”和“約禮以存心”的思想脈絡。

　　清初，徽州學者黃生(1622-1696，字扶孟，歙縣人)、姚際恒(1647-1715，字立方，休寧人)、江永(1681—1762，字慎修，婺源人)等，懲于空談心性，希冀回歸經典，重建禮學正統，于是著力趨向朱子“道問學”之路。黃生《三禮會龠》、姚際恒《儀禮通論》和江永《禮書綱目》“棄理言禮”，置宋明理學于不議不論之列，以訓詁考證手段研究古禮。為糾正朱熹《儀禮經傳通解》之失，而作《儀禮通論》和《禮書綱目》，借以消解“天理人欲”思想在徽州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開始了從“理學”到“禮學”的過渡和轉型。江永則是這一時期宋明理學轉向清代考據學的關鍵性人物，其學以矯正宋明理學空疏之弊而溯求于上古典章制度的研究，由虛理轉向實證，由宋學轉向漢學，有破有立，開創了“皖派”學術的一代新風。其遺著20種，多為禮樂之作，收入《四庫全書》者達16種之多，如此殊榮在清儒中確屬少有。在江永的啟示和影響下，徽州出現了一批杰出學者和禮學傳世之作，如戴震《學禮篇》、金榜《禮箋》、程瑤田《通藝錄》、凌廷堪《禮經釋例》、胡匡衷《儀禮釋官》、胡培翚《儀禮正義》、俞正燮《癸巳存稿》等，展示了傳統禮學研究和實學意識在清代的變遷與興盛，也體現出徽州學者在這一過程中的卓越成就。同時，清代徽州禮學思想體系也由此得以形成，并為后世學者關注和推崇。

　　戴震(1724-1777，字東原，休寧人)是反理學的急先鋒，治學強調“為學須先讀《禮》，士生千載后，求道于典章制度”。他認為圣賢之禮是對人性的合理約束，通過禮的培養，可以增進人的慈善之心和人文關懷。其《學禮篇》就考證先王的立政根本與民眾的行事法則，突出“禮”的秩序性及其人倫規范，用以彰顯人的道德意識與講信修睦的社會意義。《孟子字義疏證》一書通過“理”與“禮”的文獻實證與義理解讀，用“以詞通道”的方法對程朱理學進行徹底批判，劃清了實學與理學的界限，開創了“皖派”學術“實事求是”的新境界，較之于江永置宋明理學于不顧，而暗中棄“理”言“禮”的做法，可謂有膽有識。他的“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的學說為封建社會末期的民眾，尤其是工商業階層的生存與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持，“啟導了十九世紀新理學的一線曙光”(侯外廬語)。與戴震同時代的一批徽州學者如程瑤田、金榜、鄭牧、汪梧鳳、洪榜、洪梧、汪肇龍等人，對禮學研究多有造詣，對“理”與“禮”的思想考證也有所闡釋，認為古人為“學”就是習“禮”，修齊治平即是一“禮”字。稍后的凌廷堪(1757-1809，字次仲，歙縣人)，即以《禮經釋例》和《復禮》三篇闡釋了“舍禮無以言學”及“圣人之道，一禮而已”的主張，推進了清代禮學研究在思想領域的突破性發展，其“以禮代理”的學術倡導，與戴震“以理殺人”的學說一起，引領了周圍學者把目光由內在學術思想的爭論，轉向了對外在社會制度層面的密切關注。

　　清季，以“績溪金紫三胡”(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和俞正燮為代表的徽州禮學家，更將江、戴的禮學研究與“理欲之辨”的思想發揚光大。胡培翚(1782-1849，字載屏，績溪人)親炙于凌廷堪，又涵濡先澤，博聞篤志，發揮乾嘉樸學之長，成《儀禮正義》四十卷，對禮學經典加以補注、申注、附注、訂注，弘揚江戴之學，秉承凌氏“以禮代理”思想，由研治古禮而倡導“立保甲以衛鄉，建義倉以贍孤寡”，尊親收族，恤黨赒里，抱經世之才，論治以富民為本，既著力在經典考證和躬行踐履，更注目于民眾的修身與齊家。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黟縣人)主講書院，為“經師人表”，治學以禮為本，通經以致用，主張推行五倫之禮來整治社會，借以端正人心和社會風俗，尤為關心邊疆的歷史和發展、婦女的生存與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把儒學思想從宋明理學的形而上，轉向于“以禮為用”的實踐形式，有力地促進了禮學研究與現實社會協同發展的進程。而其熱心國計民生的經世思想，也為晚清的社會變革提供了思想準備和理論支持。

　　徽州學者以禮學研究為治學重點，破“理”而立“禮”，以“禮學”代“理學”，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完成了從“理學”到“禮學”的轉型與建構，在社會生活層面上也深刻地影響了一個時代的思想觀念與價值取向，并對當下社會重視傳統人文修養、講求禮儀之道、提倡廉政建設諸方面，都富有重要的現實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