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雖然現(xiàn)今的地級市幅員顯得與舊時的州府頗為接近，但畢竟時過境遷，即使現(xiàn)今熱議的安徽黃山市，其實與古代的徽州府也已不是一回事了。舊徽州府的六縣，績溪現(xiàn)屬宣城市，婺源更是別屬江西省，而黃山所在的黃山區(qū)（原名太平縣），古時卻不屬于徽州府（屬寧國府）。

    近來，因安徽省黃山市是否應該恢復古稱“徽州”，在網上引起熱議。其實，黃山（徽州）名稱的變化，只是古今地名變遷的一個縮影。中國固然也有如同“永恒之城”羅馬一樣建成之后兩千多年名稱不變的地方（譬如無錫），但更多的地方在歷史長河中已是數度易名，這又是怎么回事呢？

    從上海灘的“南京”路說起

    眾所周知，上海市區(qū)的路名基本來自全國各地的地名。其中最有名的自然是被稱為“中華第一商業(yè)街”的南京路。南京路的路名顯然是來自“南京”這個地名，但以“南京”這個地方命名的上海馬路卻遠不止這一條“南京路”。

    若有人從南京坐火車來上海，動車組飛馳了300多公里，一出站到南廣場，卻好似孫悟空跳不出如來的手掌心，結果還是在“南京”路上。這是為什么？因為上海站南廣場口的一條馬路大名就是秣陵路——早在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分天下為郡縣的時候，今天的南京所在就是秣陵縣。

到三國時期，孫權將東吳統(tǒng)治中心遷到秣陵，在此筑起石頭城，又取“建功立業(yè)”之意將其更名為“建業(yè)”，而現(xiàn)在的浦東，也可以找到這條“南京”路——建業(yè)路。三國一統(tǒng)之后，在西晉征服者的眼里，“建業(yè)”的內涵就有些政治不正確了，于是改成同音的“建鄴”。誰知幾十年后，五胡亂華，中州板蕩。當年三國贏家的后裔只能南渡長江，以建鄴為京城重建晉政權了。因為西晉的末代皇帝叫司馬鄴，為了避諱，此地再度更名為“建康”，雖然與“建業(yè)”一樣都是佳名，但“建立安康之地”與“建功立業(yè)”的雄心相比，偏安之心已是不言而喻。

    東晉南朝都以建康為都，江東王氣，三百年終。隋滅南陳，自然也容不下“建康”之名，遂以“江外安寧”之意貶為“江寧”。于是，以南京為京城的政權滅亡后，江寧往往是來自北方的新統(tǒng)治者最中意的名字，隋代（滅陳）、宋代（滅南唐），清代（滅南明）俱是如此。

    至于上海灘，沿著“十里長街”南京路往西行至美琪大戲院時，就又會遇到這條“南京”路（江寧路）。此外，就在“正宗”的南京路不遠處，有著一條平行的馬路（金陵路）。有道是“六朝金粉地，金陵帝王州”，“金陵”就是南京最早的名稱（戰(zhàn)國時期楚威王建金陵邑）。相傳楚威王滅越后，在此“埋金以鎮(zhèn)王氣”，故稱金陵。

    上海的南京路與江寧路

    從上面可以看出，南京在歷史上的名字變化或褒或貶，根本源頭在于統(tǒng)治者的好惡。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隋滅陳后將富麗堂皇的南朝宮殿夷為平地，就是其中一例。同樣原因引發(fā)的地名變遷不惟南京，宋廷平定方臘起義之后，深恨江南百姓造反，古今藝術修養(yǎng)最高的皇帝宋徽宗遂在地名上做文章。方臘的兩個活動區(qū)域，歙州被改成徽州，取的是“徽”的本意“捆綁束縛”；睦州則被改成“嚴”州，意思更是不言自明的。相比之下，朱元璋為避國號諱，取“海定則波寧”之義將明州改成寧波，顯得已是很“友好”了。

    越變越小的“州”

    話說回來，上海灘的“南京”路雖多，卻未能窮盡歷史上的南京名稱。758年，唐代以江寧位置重要，取“升平之地”之意改置“昇（“升”的繁體字）州”，但如今滬上并無“升州路”（不過南京還有）。

    再說到“昇州”之“州”，在中國的地名變遷里實在是個有趣的物事。自古就有九州的說法，但“州”真正在政區(qū)里出現(xiàn)則要到漢代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后正式在全國范圍內推行郡縣二級政區(qū)制度，漢代因之。西漢武帝創(chuàng)立十三州，作為監(jiān)察區(qū)域；至東漢靈帝時，黃巾軍起，南陽太守劉焉“以為刺史威輕……乃建議改置牧伯，鎮(zhèn)安方夏”，于是改州刺史為州牧，并行使行政大權，地方政區(qū)亦由此變成了三級制，劉表是荊州牧，劉備是豫州牧，這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例子。此時的“州”幅員廣大，譬如蜀漢一國，其實只及漢代的一個益州，換句話說，諸葛亮以丞相兼領益州牧之后，后主劉禪確實也沒啥事可做了。

    蜀漢其實只有益州

可能出于限制州牧權力這個考慮，加上國家分裂，割據政權各行其是（譬如三國魏吳都設荊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州越來越多，轄區(qū)倒是越來越小，到南北朝末年，北周和南陳加起來，居然已經有253個州，而下一級的郡不過698個，基層的縣亦只有1562個。這實在是機構臃腫到不能不改的地步了，隋代平陳后罷天下諸郡，等于是把州降級到原來郡的地位，隋煬帝干脆又把州改名為郡，繞了一圈又回到秦代的老路上去了。唐代沿襲隋制，但中央直接管理幾百個州實在過于困難，唐太宗就苦于記不住各地長官名字而將其寫于屏風之上，中唐之后，遂又變成道州縣三級體制。

    雖然州在唐代的地位下降，但對中國地名卻影響深遠。不像秦漢的郡名毫無規(guī)律，唐代州名整齊劃一，一律是單字加州，許多名字今天也是廣為人知的。比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蘇州、杭州，以及閩粵兩省的省會福州、廣州；而“揚州”也是在唐代從九州中泛指長江以南搬到了今天的江北。

    但唐代的州制也有例外，自從開元元年（713年），唐玄宗把國都雍州（今西安）升為京兆府，把陪都洛州（今洛陽）升為河南府后，“府”儼然就成了擁有特權的州。到宋代就出現(xiàn)了“州郡之名，莫重于府”。府都由州升遷而成，等級均為上州；比如南宋的“行在”杭州升為臨安府。好名字自然人人向往，于是府就變得越來越多，到明清更是成為主流，故此才有了“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諺語。

     “州”之變?yōu)椤案�”，對于政區(qū)本身無甚影響，對地名而言卻是大混亂。府名通常都是二字，于是需要重新起名，比如益州改作成都府，并州改為太原府。但有些時候新的名字又不見得比舊有名字順耳，更多的情況是懶得取新名字，結果在明清時期就普遍出現(xiàn)了先從“蘇州”改成“平江府”，最后又改成“蘇州府”這樣疊床架屋的地名。

    都是附郭縣惹的禍

    明清時期，地方行政基本是省-府-縣三級。通常一個府轄有數個或十數個縣，其中府城所在縣稱為“附郭”，比如寧波府的附郭縣是鄞縣，蘇州府的附郭縣則有吳、長洲、元和三個之多。附郭縣令知縣和知府在同一座城里，一舉一動，都要受到牽制，所謂“趨蹌倥傯，供億紛紜，疲于奔命”，以致有“三生不幸，知縣附郭”的說法。

     正是附郭縣的存在，久而久之，府名所指對象也開始變化。一方面，它仍然指的是整個府所轄區(qū)域，比如明清時期廣為詬病的“蘇松重賦”，指的就是蘇州府與松江府（相當于今上海市與蘇州市），而揚州府興化縣人鄭板橋也算在“揚州八怪”里。但另一方面，有時府名所指僅是附郭縣而已，譬如晚清的《海陬冶游錄》記載當時的上海青樓，“以蘇常者為佳，土著次之，維揚江北，又其次也”，其中的“蘇”指的就是蘇州府的附郭吳縣（及長洲、元和）與同屬蘇州府的“常”（常熟）相對。外國人就更加搞不清了，英國的馬嘎爾尼使團干脆說，“蘇州是一個面積很大、人口很多的城市”，這當然是指附郭縣了。

    全國唯一有三個附郭縣的蘇州府

    這種情況發(fā)展到清末，就形成了知府直接管理附郭縣的思路。宣統(tǒng)年間，東北吉林省的府已與縣一樣只轄有一縣之地（但府級別高）；民國建立后，轉變更加徹底，府被裁撤以后，縣由行省直轄。

    照理說，既然府已不存在了，附郭縣叫什么就是什么唄，就像民國初年，太原叫陽曲，廣州叫番禺，順理成章。但許多地方偏不如此，譬如杭州的附郭是錢塘和仁和縣，結果取了個不倫不類的新名字叫“杭縣”，江蘇淮安府的附郭是山陽縣，結果新名字沿用了舊府名稱淮安縣（這事情以后還有下文）。這樣的地名變動自然給人帶來了不便，不但一般百姓稀里糊涂，就連著名學者也不勝其擾，結果趙元任在中國現(xiàn)代語言學開山之作《現(xiàn)代吳語的研究》（1928年）里，干脆把附郭縣統(tǒng)稱舊府名，比如武進叫常州，吳縣叫蘇州。

    《現(xiàn)代吳語的研究》附圖，全部注明舊府名

    更大的變動來自“市”的出現(xiàn)。近代城市的產生和發(fā)展，必然要求行政管理和行政建制與之相適應，即從“城鄉(xiāng)合治”走向“城鄉(xiāng)分治”。1926年，廣州借鑒西方城市體制頒布實行《廣州市暫行條例》，規(guī)定“廣州市為地方行政區(qū)劃，直接隸屬于省政府，不入縣行政范圍”。隨著《上海特別市暫行條例》和《南京特別市暫行條例》的公布，至1927年出現(xiàn)了上海和南京兩個直屬于國民政府的直轄市和廣東省轄的廣州市，初步形成了城市型政區(qū)的體系。

     民國時期的“市”是城市的概念，市轄區(qū)域系從母縣析出。原本是府城的城市，往往沿用舊府名，于是唐代的州名正式借尸還魂，杭縣市區(qū)析出杭州市，吳縣市區(qū)析出蘇州市就是如此。諸如上海、無錫這樣從一般縣城析出的城市，通常沿襲原名，于是出現(xiàn)了同名市縣的情況（上海市/上海縣），怎一亂字了得。國民黨敗逃臺灣后仍舊如此，析臺北縣為臺北市，結果日后臺北縣滿足設市條件時已無名可取，只好改稱新北市。

    民國時期的上海市

    新中國成立后，逐漸形成了地級市管縣（及縣級市）的格局，此時的市實際已是一級行政區(qū)而非起初概念。淮安大概是最典型的例子，先是建國初期淮陰縣城析出清江市，1980年代，這個清江市升格為地級淮陰市，管轄原淮陰地區(qū)各縣。到2001年，淮陰市再度改名淮安市，清江市變成了清浦區(qū)，而舊淮安府府城淮安縣（山陽縣）則被改成楚州區(qū)，2012年又一變，楚州區(qū)又成了淮安區(qū)，實在令人眼花繚亂。

    今黃山與古徽州

    雖然現(xiàn)今的地級市幅員顯得與舊時的州府頗為接近，但畢竟時過境遷，即使現(xiàn)今熱議的安徽黃山市，其實與古代的徽州府也已不是一回事了。舊徽州府的六縣，績溪現(xiàn)屬宣城市，婺源更是別屬江西省，而黃山所在的黃山區(qū)（原名太平縣），古時卻不屬于徽州府（屬寧國府）。從這個角度而言，經歷物是人非的變遷之后，倒也不能簡單說黃山市應當“復名”徽州了。

    參考文獻：

    孫關龍：《分分合合三千年——論中國行政區(qū)劃及其改革的總體構想》，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

     胡樂偉：《論中國市轄區(qū)形成的歷史過程》，陜西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