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年都過去了。作為一起強奸案的受害者和最核心的證人，在陰影里生活了半輩子之后，王佳芳終于決定打破沉默，承認自己的謊言。

    這個57歲的小個頭女人已經老了。在鑲著圓形亮片的黑色長褂下，癌細胞從直腸侵略到了淋巴和乳腺，她的臉上起了褶皺，腰上長出雞蛋樣的疙瘩，腿上浮現出塊狀的淤青。甚至，有時說一會兒話，她便咳嗽得上氣不接下氣。

    但為了去檢察院交材料，她起了個大早。平時走路不敢太費力的她，步行了半個小時，癱坐在接待室的沙發上。她告訴工作人員，自己之前的證詞都是假的，對方卻不愿理會她，揮揮手勸她回去，“這個案子40多年了，根本翻不了，官司沒有打頭。”

    她抓著沙發的扶手，賴著不肯走，聲嘶力竭地喊道，“錯了就是錯了，哪怕幾百年都可以翻嘛！”

    不會上網的丈夫聽說她要翻案，害怕她被人暗害，也擔心傳開了“不光彩”。她卻抿著嘴擰著眉說，“我想好了，不管日子怎么過，都要翻案。”

    16歲時，剛剛小學畢業的她，晚上找到當時的老師兼校長陳加錢，詢問自己是否被推薦上初中，不料卻被民兵五花大綁。在長達7天的漫長審訊后，她被迫誣陷了自己的老師，讓他因為“奸污女學生”入獄。

    “那天月亮很大，屋頂還有兩片亮瓦，老師說點上油燈，我說不用了，問點事情就走。”王佳芳對記者回憶，自己穿著短袖和長褲，因為來了月經，怕弄臟了板凳，她堅持要站著。

    審訊期間她住在一個“黑漆漆”的房間里，屋里沒有窗戶，沒有鋪蓋，只有一床破涼席。剛開始被問是否和陳加錢發生了關系，她一個勁說，“沒有！”然后哭喊著“帶我去醫院檢查！”對方不理不睬，只是不斷地重復“不承認就別想走！”身邊的民兵還沖她吐口水，揚起手要打她。

    父親每天步行30里路來送飯，王佳芳看也不看一眼，只是哭著讓他端走。挨到了第七天，審訊人員兇狠地說，“陳老師都承認了，你還不承認？”王佳芳怕極了，瞎編道，有，還不只一次，有好幾十次。

    陳加錢說他曾無數次設想，如果王佳芳那天沒來敲自己的門，他會度過怎樣的一生？自己當年是一個“堂堂的小學校長”，根正苗紅的“貧農”出身，學校里唯一的公辦教師，區教育系統重點培養對象。而且，他還是村里發展的唯一的共產黨員，第二年8月便要公示。

    他想，自己很可能會當上學區的教導主任，說不定還會“升官發財”。再不濟，他也還是個普通的人民教師，每個月能拿4000多元的退休金。

    “無論如何，絕不至于像現在這樣。”他掏出下顎裝的假牙，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當時在審判大會上被民兵拉翻在地，滿臉是血，牙也掉了4顆。”判刑后他累計入獄9年。女兒因有個“勞改犯父親”輟學務農，女婿在漏水的老屋里被電死。妻子現在也終日精神恍惚，一提到這件事便罵罵咧咧。

    如今，陳加錢總是穿著一身藍灰色的布衣，手縮在長長的袖子里，染過的頭發中夾著幾縷灰白，走路故意把腰板挺得筆直。

    有一次在廣場上，他和妻子撞上了王佳芳。女人見了王佳芳，便對著地上“呸”地吐口水，還說要用棒棒打她。一個月后，王佳芳坐在床上，神情黯然地對記者說，“她肯定埋怨我，但我又去埋怨誰呢？我也是受害者呀！”

    同陳加錢一樣，王佳芳的人生也被莫須有的污名壓彎。她本是個活潑的姑娘，生得眉清目秀，雖然文化成績一般，但她鉚著勁兒想讀初中。她甚至還想往上讀，考不上高中念個中專也行。當時她脾氣還很烈，性子很要強，經常為了雞毛蒜皮的小事和同學干嘴仗，同學不給自己講題目，她便嚷嚷，“你有啥子了不起的！”

    “當時我還是學校里的籃球明星。”回憶到這一光輝歷史，虛弱的王佳芳臉上露出了笑意。她那時很瘦，跑得快，跳得高，投球格外準。就在出事的那個7月，她曾代表全沙灣小學去黃瑯區打了5天比賽，她們隊得了第一名。

    然而，在被關進小房間后，她曾經的那些親密隊友，跑到審訊室的窗外大聲罵道，“9號打球打得好得很，作風卻不好！不要臉！”9號是王佳芳的球衣編號，那一刻，她感到恥辱從心里一點一點滲到了腳跟，她想罵回去，但是她不敢，只能咬著牙。

    之后的4年，她拒絕了所有提親，因為覺得別人不過是想“撿便宜”，以為她不要彩禮。20歲時，她才經人介紹，帶著家里給的一床鋪蓋，遠嫁到了170公里外的四川省樂山市馬邊彝族自治縣。

    倔強的王佳芳曾經也想過要打破沉默。早在1981年，陳加錢勞改了6年出獄后，打聽到王佳芳的婆家，花了幾十元車費趕來馬邊縣。看到陳加錢的時候，王佳芳剛從山上挖地回來，背著一個娃，牽著一個娃。

    “聽了陳老師在看守所和農場的遭遇，我便哭了。”王佳芳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回憶。

    她二話不說便同意改口供。她一邊流著淚口述，同行的代理人一邊寫，然后她讀過證詞，在上面簽字，按下指紋。

    “誰知道，兩年后又有人又找到我，讓我改回原來的口供！”王佳芳拍著大腿說。工作人員嚴厲地說，改口供的話當年便是作偽證，陳加錢坐了6年牢，她也得坐6年。

    王佳芳一聽，渾身軟了。當年她在村子里被人吐口水，她去鏟河沙，同學說，“哪個要和你這樣的人一起背！”她不想離開好不容易才搭建起的家。看著身邊乖巧可愛的孩子，她腦袋一片空白，顫抖著在新的證詞上簽下了字。

    一位接近雷波縣司法局的人士證實了這件事。他在證詞中寫道：“他們去王佳芬(原文如此，王佳芳曾用名王佳芬)處威脅恫嚇，叫王佳芬反坐6年，一個農村婦女怎么經得住威脅，只有違心說，不是自己的意愿。”

    那時，她的日子才剛剛有了起色。在馬邊彝族自治縣，她的丈夫不介意別人的閑言碎語。生產隊一放假，男人便去伐木場砍樹，然后把150斤重的木材背下山。當時上山撿枯柴，一斤只能賣一毛錢，男人卻給她買了一件兩三百元的藍色半褂衫。她也在家喂了兩頭豬，結婚兩年還生下了兩個娃娃。

    “在那樣的時候，我怕呀！哪敢再鬧翻案！”數十年后，她對記者說。檢察院的人走后，王佳芳每次回到雷波縣的娘家，都不敢向人打聽老陳家住哪，也不敢問他怎么樣了。某一次，有人隨口告訴她，“陳老師一直找不到你的電話”。她心里猛地咯噔了一下。

    在許多個夜晚，她每次想到“陳加錢鬧翻案還得再坐6年牢”，心里便打了個冷戰。2013年，再次和陳加錢取得聯系，得知他又因“偽造證據，進行翻案活動”被判3年后，她心中這塊石頭便越來越重了。

    然而，這時她已患癌3年，剛從西安做了治療回家。她躺在床上，感覺“自己快不行了”，每天窩在床上或者沙發上，連地都下不了。她也不想和任何人說話，“就像塊木頭”。

    后來因為長期吃藥，王佳芳的氣色開始好轉，能勉強走路了。終于“有了力氣”的她，突然覺得，“再不翻案就來不及了”。更讓她感到振作的是，生病的幾年時間里，她每天躺在床上看法治節目，見證了趙作海案、聶樹斌案等冤假錯案的艱難反轉。

    尤其是今年2月，23年堅持申訴的殺人嫌犯陳滿，被法院宣布無罪釋放。她得知這個消息后，立馬興奮地給陳老師打了電話。

    “時代已經變了。”王佳芳充滿希望地對他說。一個月后，她告訴再婚的丈夫，自己要回老家看病。男人開了兩個多小時的車將她送到車站。

    臉色蠟黃、嘴唇發烏的王佳芳，拋下家里舒適的3層小樓，叮當作響的鍋碗瓢盆，和一雙正在念書的兒女，坐了30個小時的火車和8個小時的大巴，從陜西谷府縣顛簸回到老家四川雷波縣。她租下10平方米的小屋，每天用小電飯煲燉上一點洋芋、南瓜、白菜和粉條，一邊吃藥，一邊申訴。

    王佳芳盼望著很快就能回家，然而，翻案并不像她想象的這么順利。

    3月18日，她將自己新的供詞交到檢察院，工作人員不收，她扔在桌上便走。6月29日，她再次去交審問她的區婦聯主任李志榮的供詞，發現他們壓根兒沒有受理她之前的材料。工作人員一再對她說，“這個官司沒有打頭。”

    可是，王佳芳想不通，自己作為“受害者”，從來沒有主動控告過陳加錢，他卻坐了9年牢。如今，她來說明自己從未被陳加錢傷害，仍然沒有用。

    “真是求天天不應，叫地地無門。”陳加錢對王佳芳說。自從女婿被電死后，陳加錢只能靠幫人打官司，零零碎碎地掙點小錢，供養自己和女兒一家。而就在8年前，雷波縣人民法院開始禁止他在該縣做訴訟代理人。

    這個“年輕時性格溫和”，“對學生就像師傅般耐心”的老人，在情緒激動時，甚至會捏緊拳頭，憤憤地說，“如果案子不能平反，我真的想去殺人！”

    有時，王佳芳又會聽到他頹然地感嘆，“如果這個案子能扳過來，哪怕之后只能再活個一年兩年，我都可以閉眼了。”

    一個月前，檢察院終于同意受理他們的案件復查申訴，并且承諾盡快解決。

    然而，留給這兩位老人和癌癥病人的時間，可能已經不多了。患癌6年，王佳芳的思維越來越遲緩，常常算不清復雜的年份。想起生病的確切時間，她像個孩子扳著手指頭咕噥道，“那應該是2000年”。日歷上翻過了一年，她不知道年份是多了還是少了。有時，算不清時間的她，甚至還會“穿越”回民國，以為某一年是“1929年”。不過，有一件事，她感到確定無疑——一旦發起病來，她隨時可能死掉。

    每當有記者來到這個大涼山里的小縣城，靠著喝中藥保命的她，便會花上好幾個小時，甚至好幾天，費勁地講述這個41年前的故事。在家人眼里“沒關系沒背景”的王佳芳，有時也感到有些害怕，她不斷地反問記者，“你覺得這個案子有希望嗎？”但是，當陳加錢問她，“你想把污名帶進棺材嗎？”和癌癥對抗了6年的她又使勁地搖頭。